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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磨蹭了,快行动吧!”任弼时焦急地说,周恩来也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是毛泽东却淡定地说:“烟,给我拿烟来。”
在蒹芦河边,刘戡部紧追不舍,山上已隐约能看到敌人的先头部队,可无论众人如何劝说,毛泽东却坚决表示不过黄河。
这或许是毛泽东革命生涯后期经历的最危急时刻。
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了二十多万兵力,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扑来。面对当时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亲自制定了内外线相互配合,保卫延安的计划,同时还指示,必要之时,可主动放弃延安。
毛泽东在动员大家撤离延安的时候极为豪迈地说:“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为了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是为了拿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撤离延安,自此踏上了凶险万分的转战陕北之路。在此期间,毛泽东曾多次历险,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追击,他始终淡定自若,屡次化险为夷。
面对国民党大军追击,毛泽东为何能够始终镇定自若?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又是如何屡次化险为夷的?
1935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自此之后的12年时间里,陕北成为了中共中央指挥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本营,而延安也自此成为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
(红军会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红军主力部队接受改编,随后开赴晋冀鲁豫等地,进行敌后抗日。
此时,身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认为,共产党主力部队正在抗日前线与日军激战,后方的延安并没有多少兵力拱卫。
而驻防陕西的胡宗南则有几十万精锐部队,所以陈立夫建议胡宗南乘此时共产党兵力不足,可出其不意对延安展开突袭,势必将共产党一网打尽,到时候可以到“蒋委员长”那里邀功请赏。
此后,胡宗南曾多次密谋突袭延安,尤其是1943年7月那次,若不是他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熊向晖及时向党中央汇报,或许中国革命将面临灭顶之灾。
(熊向晖夫妇)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国民党军虽在兵力及装备上有明显优势,但是因为多年来的倒行逆施早已失去民心,加上各支部队之间明争暗斗,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上均未取得预想的战果。
1947年2月,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战略,转而向陕北及山东解放区展开重点进攻,妄图扭转败局。
28日清晨,身在西安的胡宗南正在为陇东战事而焦头烂额,突然蒋介石发来急电,命他立即动身飞赴南京,但蒋介石并没有在电报中说明发生了什么急事。
接到电报后,胡宗南当即动身,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一战区参谋长盛文。当天中午,胡宗南一行便抵达了南京。
(胡宗南)
到了南京之后,胡宗南立即奔赴蒋介石处,这时候蒋介石才向他表明了此次急令其前来的目的:立即对陕北延安采取军事行动,务必于3月10日发起进攻。
蒋介石给胡宗南下达的任务是,迅速攻占延安,然后围城打援,乘机将前来增援的陕北共军主力消灭在延安一带。蒋介石若有所思地问胡宗南陕北作战是否有把握。
虽然,一直以来胡宗南都有突袭延安的计划,并多次制定了详细作战方案,但是要马上组织实施,依旧困难重重。
胡宗南接受了蒋委员长亲自下达的作战任务,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当即和盛文商讨研究,并拿出了一年前就已制定好的那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
次日,二人一大早就来到国防部,通过和作战部同仁的商议,重新制定了一份进攻延安的作战方案。
(蒋介石视察胡宗南部)
然而,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国民政府中隐匿着诸多我党地下情报人员,此份进攻延安的“绝密计划”一经制定,便已通过我党情报人员传到了毛泽东那里。
得到此重要情报之后,毛泽东于3月初亲自制定了内外线相互配合,保卫延安的计划,以粉碎国民党大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同时他还强调,如有必要可适时放弃延安。
随后,党中央将驻防在晋绥等地的部队紧急调往陕甘宁边区附近,并在延安新市场举行万人动员大会,几天之后部队集结完毕,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
(陕甘宁边区盛景)
当此时我党陕甘宁边区兵力只有不足3万人,与国民党军相比,可谓相差悬殊。
3月11日,美军观察组撤出延安,7个小时后,胡宗南就派出大量战机对延安等地展开疯狂轰炸。两天后,国民党军南线集团董钊、刘戡两部便分别从宜川、洛川出发,向延安袭来。
胡宗南本人则亲自坐镇洛川,他下令三天之内占领延安,肃清盘踞在陕北的“共匪”,彻底解决西北问题。
而我军则在彭德怀等人的指挥下,凭借延安以南地区对来犯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此大军压境的危急时刻,党中央决定由朱德、刘少奇等人率领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先行撤离延安。
毛泽东在动员大家撤离延安的时候极为豪迈地说:“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为了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今天我们放弃延安,是为了拿延安换取全中国”。
(胡宗南部进攻延安)
3月18日,入暮时分,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余部,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居住了十年的延安,出发前他特意嘱咐彭德怀,一定要让让战士们打扫干净房间和院子。
自此,毛泽东等人踏上了凶险万分的转战陕北之路。在此后的转战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曾数次历险,最为凶险的莫过于王家湾和蒹芦河边两次遇险。
攻占延安后不久,胡宗南就通过无线电台发现在靖边县的王家湾一带有密集的电频发出,他猜测毛泽东及共党中央已在此立足。
他立即纠集重兵扑向王家湾。这是中共中央离开延安以来,第一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彭德怀在延安保卫战前作动员)
6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像往常一样待在王家湾的作战室里,分析战事、制定计划、指挥作战,负责外围警戒的战士急匆匆跑来报告:在离王家湾不远的寺湾发现了大量国民党军。
收到此消息后,周恩来立即放下手中的公务,出门爬到了附近的一个山头上,举起望远镜向四周观察。
眼前的场景让他顿时紧张了起来:国民党军已近在咫尺,正朝着王家湾方向扑来。
他赶忙返回,通知所有机关人员,立即收拾东西,做好转移的准备。他还特别强调,务必将所有东西都带走,不给敌人留下哪怕是一张纸片,消除一切我军曾在此驻留的痕迹。
(《大公报》报道延安保卫战)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忙碌,所有人都做好了转移的准备,当天夜里,王家湾一带雷雨交加,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下令中央机关借着夜色和暴雨向北撤退。
当时,风狂雨骤,道路湿滑,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机关八百多人艰难行进在陕北山区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上,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战士们不敢发出任何声响,甚至连咳嗽都忍着。
当时,负责中央机关保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只有区区三百多人。而且战士们所用的武器都是前线部队淘汰下来的。其实,早在蟠龙战斗后,彭德怀就建议从前线作战部队中匀出一部分枪支,装备中央警卫团,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但是,毛泽东却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应该把最好的枪支留给前线的战士,只有前线打了胜仗才能保障后方机关的安全。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在转战陕北的途中)
彭德怀便瞒着毛主席,偷偷将前线缴获的一批美式枪械,送给了中央警备团,但是数量不多,所以此时他们的整体装备还是很落后。
按照中央警卫团当时的战斗力和装备水平,遇到小股敌军或许还能稍作抵抗,一旦遇到强敌,就很难保证中央机关的绝对安全。
极为庆幸的是,由于当天夜里风急雨骤,国民党大军在山里绕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他们要去的王家湾,这才使得中央机关得以有机会从容转移。
担任此次追击任务的部队是刘戡的第29军,他亲自率领四个半旅的兵力,三万余人,由延安出发,击鞭锤镫、驱马急行,奔向王家湾。出发时,胡宗南曾给他下了死命令:“就是损失两个师也要捉住中共首脑!”
(刘戡)
作为跟随胡宗南多年的亲信将领,刘戡深知主帅此时的想法,自攻克延安以来,部队屡战屡败,如果再不拿出一点战绩来,恐怕无法向蒋委员长交代。
而自己被调到陕北以后,也没有取得任何战绩,相反,还曾因为在羊马河一战未及时增援而被胡宗南臭骂了一顿。如果此次他能率部抓获中共的领导,必定能一雪前耻。
这给了刘戡极大的鼓舞,所以在行军途中,他不断催促战士们冒雨奋力前进。
当时,担任中央纵队(代号“三支队”)司令员的是任弼时同志,离开王家湾时,毛泽东曾和他打趣道:“你和郑位三等人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800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
(任弼时夫妇)
虽然是命令,但从语气中却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相当轻松,并没有因为大军来袭而心生紧张。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次日早晨,中央机关抵达靖边县小河村。而此时的刘戡因为在王家湾扑空而恼羞成怒,便下令紧追共军,所以,离王家湾不远的小河村也不可久留。
11日,敌人已经行进至离小河村不到五公里的一处山头,正朝着中央机关驻地扑来。
周恩来令警卫团长刘辉山带领另一个排的兵力,携带全团仅有的一挺重机枪,到村东的山坡上监视来犯之敌,如果敌人不进村则不许开枪。
而中央机关则冒着倾盆大雨迅速转移至天赐湾一带。转移过程中,有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平时这条小河没多少水,河上还有一座小桥可以通行,但是连日的暴雨使得河水漫涨,河上的小桥也被汹涌的河水给冲走了。
(天赐湾一带)
见此情形,战士们立即在河上搭起了浮桥,仅用了半个小时就全部渡过小河,安全转移到天赐湾。
当刘戡部急匆匆赶来时,中央机关早已不见了踪影。在风雨里东奔西走了好几天,战士们很疲惫,刘戡也因毫无收获,而失去了先前的热情,为了缓解疲劳、重振士气,他下令就地宿营。
此时的国民党29军已是马疲人倦,为了御寒和充饥,他们在营地生起了篝火,由于人数众多,竟然将天空印得通红。而其实此时毛泽东就在离刘戡部不远的地方,他确信敌军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毛泽东站在天赐湾,朝着小河村的方向望去,以他一贯的幽默口吻说:“我们现在的位置,正好处于胡宗南和马鸿逵防线的结合本部。胡马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各人都想保存实力,削弱对方,所以他们谁也不想来,让我们钻了空子。”
(毛泽东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
次日上午,刘戡便带领部队班师回到了延安。他带着两个师的兵力兴师动众地前去抓捕毛泽东等人,如今却带着原班人马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这让胡宗南“以两个师换取中共首脑”的幻想破灭了,而刘戡也因为此次失利而引起了主帅的极端不满。
而此时正领兵在前线作战的彭德怀,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保证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是他的责任,一旦有什么闪失,他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刘戡率部离开小河村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再次转移至此。
1947年8月1日,中央机关离开小河村,沿着大理河北岸,向青阳岔一带进军,以向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靠拢。在此前间,中央纵队的代号由原来的“三支队”变为“九支队”,周恩来接替任弼时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钟松、刘子奇)
“九支队”于当月13日通过无定河大桥,进入黄河与无定河之间的夹道区域,在这里,中共中央迎来了转战以来的第二次危机。
此时,中央机关的处境相当危险,南部有紧追不舍的刘戡部7个旅,北部则有钟松部两个旅兵力的堵截,东面是滔滔不绝的黄河,西面为近日来水位暴涨的无定河。
如果此时围堵和追击的两部敌军会合,然后封锁黄河上的渡口,并控制无定河沿线地区,那么“九支队”和西北野战军将被包围在佳县、米脂、榆林三县境内,失去转战回旋的机会。
为了确保党中央的安全,彭德怀立即命令许光达率领第3纵队迅速向乌龙铺、曹庄一带进军,以截击来势汹汹的刘戡部,为中共中央转移争取时间。
(许光达与叶剑英)
在此紧急时刻,许光达于17日凌晨率部到达指定地点,并迅速构筑防御工事,随即他向全体官兵下达军令:“那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半步”。
次日,暴雨倾盆,刘戡仍然率领部下冒着滂沱大雨向北行进,向中央纵队驻扎的黄河支流蒹芦河畔逼来,情况已是万分危急。
当时,毛泽东骑在马上,面色凝重,正思考着该如何破局。任弼时向他提议:“敌人已经从北路、南路、西路包围过来了,看来只有向东走了。”
而毛泽东则坚定地回答:“我有话在先,不打败胡宗南, 决不过黄河! 现在, 屁股后面有七个旅的追兵,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过黄河呢? ”
(战争年代毛泽东烟不离手)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前方侦查员前来报告说,国民党军正由乌龙铺方向朝此地进发,情况十分危急。听到这个消息,任弼时着实有些着急,“别再磨蹭了,快行动吧!”
而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跟警卫员说:“烟,给我拿烟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他的习惯,每当战事紧急,他总是一宿一宿地熬夜,为了缓解疲劳、消除困意,就不停地抽烟。
警卫员赶紧给他点了一支烟,狠狠地抽了几口后,毛泽东将剩下的半截直接扔在地上,用一种异常坚毅的目光盯着大家,然后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回去!”
大家紧紧跟在毛泽东的马后面,一路上都没有人说话,他们沿着蒹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前进。
(转战陕北时期的毛泽东)
中央纵队刚刚离开,国民党大军就赶到了,但是此时刘戡怎们也想不到,毛泽东他们并没有东渡黄河,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了,刘戡再一次跟丢了目标。
8月19日,许光达率领第3纵队行进至乌龙铺一带,与刘戡部遭遇,为了缓解中央纵队的压力,他立即命令部队展开阻击。其实,此时第3纵队处境也相当危险,因为前有刘戡7个旅的兵力攻击,背后是漫涨的蒹芦河水,无路可退又无险可守。
面对此不利局面,许光达神情严肃,他跟全体官兵说:“中央机关若是损失一根毫毛,你、我、我3纵队全体官兵,就决无生还之理!”
这场阻击战打得相当惨烈,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许光达率领全体指战员沉着应对,以必死的决心坚决为中央纵队转移争取时间,哪怕是一分一秒。
(毛泽东率部转战陕北)
同时,第3纵队还牢牢地拖住了刘戡大军,使他们无法抽身前去给被我军围困的钟松部解围。
钟松于8月13日率领部下两个旅的兵力,气势汹汹地朝着南一路一带猛扑而来。次日,其先头部队123旅在归德部地区与我军遭遇。刚开始,双方战斗极其胶着,但是没过多久,西野战士便突然撤出战斗。
旅长刘子奇对此极为疑惑,他觉得共军是在引诱他向南进军,所以不敢贸然出动,而是立即向师长钟松报告。
钟松在此前与解放军屡次交手中,均吃过亏,所以他此时变得极为谨慎,难免有些缩手缩脚。他原本是计划率部沿无定河东岸南下的,但因为怕中了共军的埋伏,所以临时改道由无定河西岸向南进击,果然一路上都没有遇到共军,心里暗自窃喜。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路线图)
彭德怀早已料到钟松会选择这一路线南下,所以他派出第3纵队前去掩护中央机关,剩余主力部队都陈兵于沙家店一带,且另外派出一小部分兵力前去袭扰钟松部,以将这股敌人引诱至沙家店予以围歼。
18日,也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央纵队在蒹芦河畔脱险的时候,钟松果然如彭德怀所料,率部赶到沙家店,随后便被我军围困在此。
得知钟松被围后,胡宗南当即电令刘戡火速回师驰援,但却在途中遭到了许光达部的顽强阻击。
最终,我军在沙家店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转战陕北的终点—杨家沟)
在转战陕北过程中,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纵队曾多次遇险,毛泽东临危不乱,在他镇定自若的分析和指挥下,均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中国的革命,也因之迎来了更加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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